对多数武汉人而言翻翻策略，盘龙城是历史书里的“城市之根”，是知名的城市地标，但未必亲近；在周边居民眼里，它逐渐成为热门的“网红拍照地”，免费开放的千亩生态园林区不失为周末踏青好去处；对考古界而言，盘龙城则是一次次震撼学界的宝藏都邑，3500年前的商朝先民在此开疆拓土，作为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丰富的商代早期遗址，盘龙城遗址区发掘虽仅2%，但已足够光辉夺目。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正门。
武汉历史从何而来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几代考古人“70年逐一城”……让我们来看看盘龙城遗址为何如此被学界追捧吧！
踏进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人们对院藏展品的感受通常是：远，太遥远了！不同于那些瞬间勾起国人历史记忆的文物——越王勾践剑曾随勾践卧薪尝胆、曾侯乙编钟的乐曲回响在小学音乐课堂、凤冠所有者孝端皇后的戏曲在民间流传，盘龙城的文物显得幽微难明。3500年前，甲骨文尚未成熟，史籍上未见对盘龙城的记载，只见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双目圆睁，大嘴獠牙，一派神秘威严。
自1954年起，70年来，发掘面积仅2万平方米的盘龙城遗址，以3000多件珍贵出土文物，再现了许多商代早期之最：出土青铜器、玉器同期最多；85厘米高的大圆鼎、94厘米长的大玉戈、直径22厘米的有领玉璧均为现存体量最大；发现殉人的李家嘴2号墓为同期墓葬等级最高；由数百片绿松石和金片组成的镶金饰件，则是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金玉饰件。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金饰件。
然而，比起需要用许多本大部头著作去研究的青铜器、陶器、玉石器，盘龙城更令学者着迷的是它一次次重塑着我们的历史认知，并解答了人们始终探寻的哲学命题：我们从何而来？
盘龙城遗址谜题很多，起初的谜题，是关于它的年轮。
1954年的一个初冬早晨，在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的蓝蔚与同事游绍奇结伴，骑着自行车从江汉一路骑往岱家山，首次对盘龙城进行考古勘察。
蓝蔚在日记里写道：“据当地老乡讲，这个城的城墙原来很高，现在城墙大部分已经在防汛采土时被挖掉了。根据得到的资料初步推测，这个遗址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或殷代的。”
盘龙城遗址考古专家蓝蔚日记手稿。记者占思柳 摄
这是3500年之后，人们第一次重新发现盘龙城。只不过，盘龙城距今3500年的观点，在当时还不被人们广泛接受。
1963年，盘龙城外楼子湾工地上人头攒动。那是第一次科学发掘，人们从5座墓葬中发现了青铜器。
青铜器，原料稀缺，铸造复杂，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的专属之物。
当时考古专家认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仅限于黄河流域，由此，青铜器的生产和制造也属中原地区独有。在长江流域发现青铜器，是极为稀有的事。
更令人震惊的是，墓中不仅有青铜礼器鼎、觚、爵、斝，青铜兵器矛、刀，甚至还出现了狗骨架：商代贵族下葬时，有以狗殉葬之仪，狗骨架埋在主人腰部的小坑里，称“腰坑”。
全息投影展示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
冶金术、城市和文字，是国际上界定人类跨入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阶级分化，更是文明标志之一。从此，“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一认知被刷新，诞生了“长江与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的新历史观。这是盘龙城给学界带来的又一次震撼。
更大的发现在11年后，1974年到1976年，时任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王劲女士与北京大学教授俞伟超先生主持盘龙城考古发掘，宫殿基址、李家嘴2号墓陆续向世人揭开面纱。
盘龙城遗址宫殿模型复原图。
宫殿基址位于盘龙城东北部地势较高处，是现存早期高台建筑的代表之一。
盘龙城宫殿建筑采用了“前朝后寝”的格局，一号宫殿在北面，分成四小间，二号宫殿是一个大通间，大通间用于统治者上朝议政，四小间则供生活起居。这与《周礼·考工记·匠人》中记载的“南面为前朝，北面为寝宫”帝都营建原则一致。“前朝后寝”的经典布局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的故宫。在二号宫殿，人们还发现了陶制的排水管道，这体现了高度的城市文明。
李家嘴2号墓中出土的关键文物——通高41.4厘米的青铜大钺为目前已知同期最大。钺，是军事权力的象征。学者们判断，墓主人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首领。
城垣、宫殿发掘出后，俞伟超先生推断盘龙城建于二里岗文化上层（商代早期）。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全貌。记者金振强 摄
1984年，时任盘龙城考古工作站站长的陈贤一在《武汉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首次大胆地将题目定为《武汉三千五百年前的古城——介绍商代盘龙城遗址》。
陈贤一的“私心”是：当时盘龙城的文物保护工作任务很重，“当地农民一动土，我们就要跟在后面搞保护。”时任黄陂县文化局局长提议，把文章送给正参加县人大会议的代表们看，让大家了解盘龙城的历史，从而更好地宣传保护它。彼时，第一次听说武汉有3500年历史，“大家都顿感稀奇”。此前，关于武汉建城之始的记载还停留在距今不到1800年前的“夏口城”。
十几年间翻翻策略，盘龙城的绝对年代始终悬而未决。1997年，长江日报刊载了讨论文章《我们的武汉多少岁》。2002年1月，武汉市召开了一次“商代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会上，商周考古方面的权威和专家们各抒己见，终于达成了共识。闭幕次日，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武汉市龄3500年”“武汉是全国建成最早的特大城市之一”。
年代之谜尘埃落定，关于盘龙城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池，则争议了更多个年头。
盘龙城遗址区鸟瞰。
盘龙城的历史角色
这个夏天，当我站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故邑风物”展陈前，讲解员指着被精心归置在相邻展柜内的随葬品介绍：拥有整套觚、爵、斝青铜酒器和礼玉器，还有殉葬的，说明墓主是当时的贵族；随葬有一爵一觚的，墓主当出自今天的殷实之家；普通平民的随葬品一般仅有陶鬲（煮粥）、豆（盛菜）、罐等饮食器；至于奴隶，死了常常就用席子一卷，目前只见被捆绑的遗骸。
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商墓是现世政治的微缩宇宙”。考古发现也提出了一个问题：盘龙城在商代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学术界大体提出了两种意见，即“方国说”和“军事据点说”。“方国说”偏重盘龙城的政治中心地位，其中又细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盘龙城是臣服于商王朝的土著国或部落，一派认为是夏商王朝分封同姓或异族有功大臣的封国。“军事据点说”则强调盘龙城是商王朝南下建立的军事城堡，不承认它是一座城市。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一角。记者金振强 摄
后者的观点，在此后的考古发现中，显得难以立脚。
一个证据是墓葬文物之规格。例如，被称为“玉戈之王”的大玉戈，它由刃和柄组成，刃最薄处仅0.1厘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指出，对大玉戈进行检测后，发现其材质不是大家以为的蛇纹石，而是硬度高近一倍的透闪石，这意味着其加工难度更高，也显示了墓主人的显赫身份。此等规格的随葬品，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将领能享有的。
还有一个证据是在杨家湾发现的大型石构遗迹：东西分布长约650米、南北最宽可达200米的大范围石头堆积，部分区域有台阶特征，一米见方的石头被规律地排列。这显然并非普通居民的生活遗存，似乎承载着公共性或防御性功能。其巨大体量和建设所需的人力、物力，再一次说明了盘龙城中心城市的地位。
城市，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式。盘龙城虽不大，但它“有城堡、庙堂、作坊、聚落和墓地，有长官、士卒、工匠、平民和巫师”。这在商代的考古发现中，极为珍贵和独特。
2015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教授张昌平带领他的学生们，在小嘴附近发现了铸铜遗址。
青铜器是商朝最核心的战略资源，由商王垄断造权，诸侯、方国可以获赐，但不得私铸。学者们曾认为，青铜器是在郑州生产，随后运到南方。但小嘴遗址的发现打破了这一学说，它不仅说明盘龙城已具备独立铸造能力，更是生产与贸易枢纽，是商王朝控制“南土”的核心。
从2013年开始，盘龙城的考古工作，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联合开展，从此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系统的、动态的视角和有目的、多学科的发掘。
“盘龙城的考古重点，不再是单独的墓葬和文物，而是围绕城市聚落展开。”今天的考古领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副教授孙卓说。
盘龙城国际田野考古暑期学校师生合照，右一为孙卓。孙卓供图
学者们得出的结论是，盘龙城在历史上存续约300年，其间，经历了显著的聚落变迁，从早期的王家嘴发展至城址区、李家嘴高等级贵族墓葬区、小嘴铸铜作坊区，最终迁至杨家湾岗地。这背后，是中原王朝对“南土”扩张的动态历程，是古代中央对地方的国家治理缩影。
“我们推测，当时‘中央’那边应该是派了一拨贵族，带了各式匠人来到这里，驻扎下来，跟本地居民融合，相当于把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也进行了深度的融合。”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宣传策划部主任宋若虹说。
发现的陶片实在是太多了。“甚至在很小的发掘范围内，都能找到大量的陶片标本，这说明了盘龙城的人口活动密度。”孙卓说。
专家根据陶器出土数量和相关分析，推测出在盘龙城存续的300年间，最辉煌时，整个城市人口接近3万人。
与水的依存和斗争
杨家湾村民杨小强回忆，小时候在池塘摸鱼，都有可能摸到青铜器。夏季一场暴雨后，有人在田埂边散步，就能撞见一件来自商朝的“宝贝”裸露在路边的淤泥上。
人们都知道，盘龙城遗址的发现最早源于1954年的大洪水。那年，长江水位高达29.73米，为了筑堤，包括盘龙城在内的黄陂南部濒水岗地，成为汉口防汛最重要的取土场。那年的盘龙城遗址城墙尚有七八米高，在文物保护意识淡薄的年代，大家对这座拔地而起的城墙并未留心。在取土过程中，人们发现了很多陶片。
洪水退去，文管会秘书蓝蔚先生骑着自行车前来调查。他写道：“如果不是为武汉防汛做贡献，这座古城会奇迹般地完整。”
今天的武汉，被称为“大江大湖”“九省通衢”，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3500年前，地处汉江和长江交汇之地、作为水道咽喉的商代盘龙城，地理地位与今天惊人相似。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说：“这不是偶然。”水资源的丰富，是先人们选择在此定居繁衍的关键因素。
盘龙城水域陆地交界处地形凹凸，人们将临湖凸出的岗地，称为“嘴”，凹进去的地方，称为“湾”。李家嘴、杨家湾的村民们，自盘龙城被发掘的那一天起，就对自己有了不一样的身份认同。
“我们一铲下去，是在跟商代的先人对话。”手握洛阳铲的兼职民工杨小强今年近60岁，他称呼盘龙城暑期考古工地领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23岁的研二学生任易阳为“任老师”。当地几代村民都是学者们的考古帮手，双方已结下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
6月的一天午后，杨小强与几位村民带着洛阳铲、铁锹、小洋镐准时上工。文物要怎么探，怎么刮，怎么保护，他们驾轻就熟，一铲下去，凭手感就能判断底下到底是青铜器、陶片、玉器还是石头，不说是十拿九稳至少也是略知三分。
20世纪70年代起，一批又一批的考古学家来到村里，小孩们放了学喜欢跑到山头，去看热闹。“也不知道怎么会的，反正从小就跟着大人看。”民工黄根说。
黄根的叔叔黄毕涛曾在一场暴雨后，从家门口的水沟中发现铜片，遂判断有墓葬，向考古工作站报告。后经发掘，一座大型贵族墓露出原型，这便是震惊考古界的杨家湾11号墓。幼时传闻中的“大鼎”果然被挖了出来，“大鼎”经复原后，高达85厘米，居商代二里岗期圆鼎之最。“大鼎”能被发现，黄毕涛功不可没。
在考古的故事里，因水而起的斗争从未停止。盘龙城一带地势不高，每逢汛期，往往洪水泛滥，农田受淹。1974年，当地决定在盘龙城南面修筑一条长堤，俞伟超、王劲与乡里约法三章，筑堤取土只能用远离古城的府河河床的淤土，不能动王家嘴遗址和城墙附近的文化地层，要把文物保护放在第一位。
没想到，动工不久，修堤的外来民工就开始利用古城墙体来搭棚挡风，城墙开挖后暴露出夯层。王劲心急如焚，劝说中，修堤民工们七嘴八舌辩解“死人要给活人让路”。部分墙体继续被挖开，形势变得严峻，再动土，古城垣就被破坏殆尽。王劲发誓要与古城共存亡，与民工们对峙起来。
这时，附近的杨家湾村民赶来，他们做过考古发掘工作，懂得保护文物的重要性，看到王队长遭受围攻，出面解围劝阻，情景十分感人。最终，县文化局局长带来中央和省政府有关保护文物的文件以及省长给县长的电话精神，破坏古城墙的行为才被制止。
同样的情景，陈贤一在9年后又一次经历。那是1983年的夏天，一场绵延数十天的雨后，洪水滚滚而来。尽管盘龙城遗址在1956年已被列为第一批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当时，法规尚待完善，“防汛大于一切”的观念冲击了一切。盘龙城宫殿基址上的土再次成为筑堤目标，陈贤一冲向现场，大声疾呼：“你们挖的不是土，而是要挖毁千年古城文明的根基！”
尽管他急得直跺脚，依然阻挡不了民工，无奈，他找来县长。但当时，附近一处土堤即将溃口，若不及时加筑，洪水将一泄几十里，淹没黄陂滠口、横店二镇，危及数万农民的生计。
正当县长左右为难时，陈贤一提议，宫殿基址破坏了不可再生，但城东的李家嘴高地，取土时考古人员可以配合清理，一边保护文物，一边取土防汛。千钧一发时，县长采取了这一建议，险遭毁没的宫殿基址化险为夷。
多年以后，有网民调侃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千里迢迢而来，就为看一堆土堆”。殊不知，这些“土堆”是几代考古人不惜用生命去守护的。
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相关介绍。记者占思柳 摄
盘龙城一带村民同样为考古作出了牺牲。在工作站建起之前，考古队员们就宿在农民家里，铺上杂草席地而睡，有时就挨着猪圈鸡窝歇息，睡前习惯摸一下被窝里有没有鸡新下的蛋。农民们拾到青铜器，大多凭着一颗朴素的爱国心，自发上交给大队。杨小强的父亲是队长，他回忆，“王劲老师以前就住过我家。六七岁时，家里一个装粮食的杂屋，铜器堆了半墙。”
有村民感慨：“那时候真是穷啊，从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我们村里都没有一个红砖房，全是土房子。”盘龙城本是鱼米之乡，水产资源丰富，但为了保护文物，村民们被严格禁止随意动土，“不能修鱼塘、修公路”。陈贤一在书里写道：1995年，省里为减轻农民负担给了一些补助，但坦率地说，“我们的努力始终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生活困难”。
直到某次，陈贤一参观江苏淹城遗址，发现古城可以办成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受启发。1992年，工作站递交了《关于开发盘龙城的设想和建议》，次年，《盘龙城遗址风景区保护开发规划》完成。一个向世界开放盘龙城的计划，开始孕育。
许多谜题尚待解开
6月的一场雨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大片绵延的草坪显得更加油绿。喜鹊翘着尖尾巴在树下踱步，提着裙摆的女士、穿着时髦的阿姨们、抱着摄影器材的摄影师，形成了这里的一道景观。
在社交媒体小红书上，关于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1万多条“笔记”，博物院一侧的台阶因两旁的洞石建筑外立面，成了热门拍照“打卡点”。宫殿旁沿着阶梯地形而铺的草坪，被网友们称为“现实版的绿野仙踪”。
游客喜欢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一侧的台阶拍照打卡。肖颖欢供图
走在遗址公园，许多人的感觉是“有点空”。这里没有一切热门装饰，唯一大型地面建筑是博物院。远远看去，博物院沙丘色的新建筑仿佛与地面起伏的草坪长在了一起，这是“半嵌入式”设计。沿阶而上，到一观景天台，能远眺整个遗址区的湖光水色。“我们在建院时就考虑，把遗址整体作为一件藏品来展示。”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原院长万琳说。
2006年起，遗址核心区启动村湾搬迁，先后有210户村民搬离。博物院保留了此前村民生活中的小广场、耕种的菜地、荷塘、考古队打的水井……村民们又被邀请回来参与绿化种植、湖泊管理工作。连工作站的狗都有了“编制”，它们不仅被设计成了文创吉祥物，还担负着夜间巡逻的安防工作。
一派自然古拙中，万物丰茂。路边高大的合欢树开花后如粉色云霞，有游客喜欢春天来摘紫红的桑椹吃。夏天，蓝天白云下的建筑如宫崎骏笔下的漫画。
市民在盘龙城国家考古公园打卡拍照。刘天枝供图
如对历史好奇，人们又会发现，这里处处用心。博物院采光屋顶用了考古元素仿“探方”结构，悬浮式展出的陶片可让观众用手触摸；考古发现的文化堆积层，也费了功夫整面展示在墙上；考古先辈用过的照相机、挖掘工具和撰写的笔记报告等也被展示。
宫殿基址的呈现尤为困难，考古发掘之后，保护它最好的方式是回填。回填后，如何向游客展现宫殿面貌？博物院选择模拟复原，初次工程采用“三合土夯筑+杉木立柱”的方案，然而武汉多雨的环境和黏性的土壤，让方案完工仅3个月便被大雨冲垮。考古专家、材料专家、非遗传承人和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施工单位人员联合攻关，研发出GRC新配方泥垛墙，贴近原貌又能经受环境考验的一号、二号宫殿基址，最终得以呈现在人们眼前。
“我可羡慕在中原地区考古了，一马平川，遗迹保存很好，你咋挖都不会错。但盘龙城就很难，地形也复杂，气候也复杂，后期水土流失也容易造成破坏。”孙卓说。
南方考古困难，好在考古的手段在不断进化。例如，张昌平教授牵头建立的三维坐标系统，在整个遗址区布设了永久性的测绘控制点，方便定位和记录；便携式X荧光仪，数秒内可测出25种矿石及金属元素含量，借此发现了铸铜作坊；借助水下考古技术，人们通过水下勘探发现淤泥层下存在文化层堆积，进而证明了商代盘龙城的水位比今天低5米到7米。
多学科人员的联合发掘、创新的思路，清晰地呈现聚落的变迁，让盘龙城从“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评选中脱颖而出。
“19岁时，我第一次在大学课堂上听说石砌遗迹，没想到后来自己亲手挖了出来。”今年25岁的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硕士研究生周麟刚拿到毕业证书，她说，在盘龙城考古是幸福的事，总有难题，但总有发现。
“很幸运，我们的考古新视角，也刚好符合这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一个统一认识。”孙卓总结。
孙卓认为，盘龙城遗址为长江中游夏商时期的中心城市，开启了长江中游青铜文明的序幕。
哈佛大学傅罗文教授访问盘龙城遗址工地。孙卓供图
去年暑期，盘龙城开始与北京大学、哈佛大学等高校合作，面向世界开办国际田野考古学校。“盘龙城遗址是商代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代表，我感觉我正在用双手触摸它。”来自美国的学员朱丽安娜·沃森说。
3500年前的商代，有着3万人口的城市，在长江流域唯盘龙城一处。至今，盘龙城发掘还不到总面积2%，许多谜题还尚待解开。70年来逐一城，盘龙城考古仍在继续。盘龙城像一把钥匙，不断地撬开层层时空之门。可以预见的是，盘龙城还将给世界带来更多惊喜。
（长江日报记者占思柳 图片：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提供）翻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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